《武汉民间童谣辑注》序

 徐明庭 

   彭翔华编的这本书犹如是一条时间隧道，《武汉民间童谣辑注》的书名俨然是疾驶在高铁轨道上的列车，转瞬间载我穿越到了1937年。

当时我在汉口市立第九小学（今六渡桥小学）读书，同学中在传唱一首童谣：“来到六渡桥，一看冇得桥，不晓么板眼，偏要这样叫。还有龙王庙，也是冇得庙，小河连大江，洋船呜呜叫。”至今回想起来，不过是孩子们通过歌声提出自己的疑问，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然而有人说：“儿歌不能以成人的眼光去批评，因为它的歌词常在可解与不可解、似连贯而又不连贯的中间，这由于它所注重的声韵自然，合乎儿童的天籁而不重辞意。”（戚维翰《儿童的歌谣》，见《妇女杂志》第15卷第5号，1929年5月）

那一年，我的堂弟不满一岁，他的父亲喜欢教他“打蹬蹬”，堂弟总是两腿弯曲往下蹲，站不起来。突然有一天。这个小家伙不但在他的父亲的巴掌上笔直的站了起来，而且面带微笑，好像自鸣得意。就在这时，他的父亲高兴地唱了起来：“打蹬蹬，显奇能，越站越是有精神，列祖列宗齐保佑，易长易大易成人。”从此以后，他的父亲见到人就宣扬：“我的儿子会打蹬蹬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若干年以后，我才弄清楚，原来这也是儿歌。钟敬文在为黄诏年《孩子们的歌声》所写的序文中指出：“儿歌这个名词所包括的意义，大约应该指的是儿童本身所作所唱的及别人为他们而作而唱的一切歌谣。”（黄诏年：《孩子们的歌声》，国立中山大学1928年7月初版）不过，“打蹬蹬”和“背驮驮”一样，不是摇篮边的“母歌”，而是朱自清所说的出自其他亲长之口的“抚儿歌”。

1941年，我在一所教会中学读初二，教英语的外国修士抓得又紧又严，他责令学生在课堂上用英语交流，少说或不说中国话。虽然他叫大家不考虑文法和单词，说错了他来纠正，然而同学们仍然窘态百出。课余时间，几个臭皮匠凑出了一首中西合璧的童谣：“father mother敬禀者，儿在校中read  book，别的功课都good，惟有English不懂得。”唱完以后，相对拊掌大笑。尽管这只是一群初中生在无奈之中的游戏之作，然而它居然没有淡出我的记忆。 

从前，我有一个邻居是麻子，每逢看到他，我就唱起从一个字到十个字的宝塔歌：“筛、天牌、烘笼盖、雨洒尘埃、虫蛀萝卜菜、石榴皮翻转来、核桃壳不分里外、一天星斗无云遮盖、月照纱窗点点漏下来、满脸开花真正是逗人爱”。他听到我唱就撵着我跑，要打我。当时只觉得好玩，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对，解放后才知道要尊重残疾人和有生理缺陷的人，不能歧视和开玩笑。因此，在没有阅读翔华的打印稿以前，我就向他提出建议：如果你这本书中也有类似的歌谣，务必注明，这是为了保存研究资料而辑录的，不要让孩子们传唱。

董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童谣的年代》，这真是莫名其妙，哪里会有这样的年代呢？凡是有儿童的地方就有童谣。一代又一代人都是在口耳相传的童谣中成长的。汪曾祺在《童歌小议》中说，他五岁上幼儿园时，曾经唱过：“拉锯，送锯，你来，我去。拉一把，推一把，哗啦哗啦起风啦......”，到了他六十六岁，他的孙女还在唱这首歌。（《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强占了武汉，深重的灾难延续七年多，照样有童谣流传，比较典型的一首是：“东洋鬼子矮又矮，侵略中国拐又拐，总有一天抓到你，把你塞进麻布袋，等到三更半夜后，抬到江边就一摔，摔呀摔，水流长江归大海；摔呀摔，叫你呜呼又哀哉。”当然这只是儿童们暗地里偷偷传唱，歌词肯定是大人写的。

又比方在人妖颠倒、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在上山下乡的武汉老三届知青中，不是在大唱特唱《我爱武汉的热干面》么？古人有“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的诗句，孩子们其所以泪随声下的唱热干面，无非是借此抒发对家庭和武汉的怀念。

随便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从来就不存在没有童谣的年代，也不存在没有童谣的地区。

记不清是1947年还是1948年，我在外地一家图书馆中翻阅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歌谣周刊》，发现其中有武汉地区的童谣，乍见之下，迸发出“他乡遇故知”的意外惊喜。

听翔华说，连续三年，他基本上放弃了双休、节假日和摒弃了休闲活动，想尽可能地利用多一点的时间，尽量把武汉童谣搜集齐全。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难度也大。前些时，我利用在九宫山避暑的闲暇，把《武汉民间童谣辑注》的样稿通读了两遍，想看一看他把《歌谣周刊》中的武汉童谣转载了没有？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但该刊中的武汉童谣被他照单全收，同时他还把建国前出版的陈和祥的《绘图本·童谣大观》、黎锦晖等搜编的《中国廿省儿歌集》、朱天民的《各省童谣集》、黄诏年的《孩子们的歌声》、柳一青的《小学国语科自修读物·儿童歌谣》；解放后印行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歌谣资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印的《中国民歌第一集》，及内部出版的《蔡甸民间歌谣集成》、甚至桂琴甫的手写稿《新洲县古今民间歌谣》等等这些书中所收的武汉童谣一网打尽。以上所列都是稀见图书，真不知道翔华是从哪里找到的。

翔华在为全书的童谣作注时，广征博引了大量史料，其中有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唐李百药《北齐书》、宋高承《事物记原》、明吕坤《演小儿语》，清刘毓崧《古谣谚序》、近人刘赜《楚语拾遗》、《楚语拾遗续》，以及顾颉刚、钟敬文、周作人与朱自清等学者的有关论述，还有英国吉特生（Frank  Kidson）《英国民歌论》、美国何德兰（Isaactaylor headland）的《孺子歌图》等，据不完全统计，多达45种。以前我把童谣看作是小菜一碟，于今才恍然大悟，童谣是和方言、民俗、社会、教育、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等有关的学科，是囊括古今“文史中外一体收”的博大精深的学问。

对于某些童谣，翔华做了溯流穷源的探讨。例如《张打铁（一）》，最早见于明代李介立的《天香阁随笔》，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提到这首童谣。又如明人张岱的《夜航船》收有夏至九九歌，翔华的这本书也有《夏九九歌》。再如武汉有《点点斑斑》，明末清初朱彝尊撰《明詩综》录有明代童谣《狸斑童谣》。举此几例，以概其余。除了纵向的追溯，翔华还把武汉童谣与各地童谣作了横向比较。譬如武汉和上海都有的《手指谣》，北京和武汉都有的《大头大头》，武汉的《打蹬蹬》也是昆明的老童谣，武汉的《人背时》还通行于湘黔川等地区，武汉的《月亮走》的流传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完全可以当作《比较童谣学》来读。

我对童谣素无研究，翔华却嘱我为他的大作写序，并因此光临寒舍两次。我一再推辞推不掉，弄得我惶惶终日，“鸭梨山大”，只好闭门谢客试写这样的命题作文。旧社会手艺人相聚时有“三句不离本行”的说法，我这篇急就章总算没有离开童谣吧。

谨以此文奉赠翔华，不知能笑纳否？

《武汉民间童谣辑注》，彭翔华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出版